2018年5月8日下午，“‘铸以代刻：中国近代印刷术的变革’暨《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新闻出版博物馆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主持。《铸以代刻》是苏精先生的著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简体中文本。在发布会上，苏精先生以“19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为题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向听众介绍了写作此书的缘起、研究经历和《铸以代刻》一书的主要内容。演讲后，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教授、张仲民教授，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和上海图书馆张伟研究员等学者就相关问题与苏精先生进行了交流。

从爱书到写书

在这次会议上，邹振环、李天纲、高晞等几位学者在谈到与苏精先生的结识时，都提到了他之前的两本著作——《近代藏书三十家》与《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这是苏精先生读博之前，还在图书馆工作时写作的两本书，用苏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业余的。但这看似主题相关度不高的两本书开启了苏先生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学术之路。

“我为什么会写《铸以代刻》？最简单的一句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有意义。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近代藏书三十家》，也出版了一本《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都是业余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近二十多年来，在我撰写了藏书家以后，深深了解到自己知识的浅薄，对藏书的内容和思想一点都没有办法进一步体会和琢磨。我在自惭形秽、深感挫折之余就想另谋出路。我自己爱书，我本科会念图书馆系也是爱书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下，我想到既然自己无法深入古书的天地当中，那么近代的新书和自己的时代比较接近，总会容易下手一些吧。这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念头，不过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也开始阅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结果我发现无论是要研究近代图书的哪个环节，写作也好，印刷出版也好，出版传播或者典藏利用也好，每个环节都会有一个避免不了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书如何从传统的内容和面貌转变成近现代图书的内容和面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就牵涉到了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好在我对传教士并不是完全的陌生，因为同文馆里面就有传教士担任教习，有很多传教士是英文教习，甚至还有总教习，所以我在撰写同文馆这本书的时候多少和他们打过照面。就这样，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做起传教士和近代中文印刷出版的研究了。”

1992年，46岁的苏先生辞去了图书馆的工作，前往英国读书，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此后二十多年，他的研究都以传教士为中心，大部分是关注他们的印刷出版活动，有的时候也写一点新闻史、医疗史或者翻译史方面的文章，所出的书，每本都和印刷出版有一些关系， 2000年出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与《铸以代刻》关系最为密切，内容主题都是关于传教士引入西式中文活字取代传统木刻的过程，以及传教士创立和经营中文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既然两本书的主题一样，内容类似，为什么还要撰写《铸以代刻》呢？苏先生在演讲中特别就这一点做了说明。

“推动西式中文印刷工作主要是英国伦敦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进行的。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的那本书当中，我只讨论了伦敦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没有涉及长老会的传教士。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所以在《铸以代刻》这本书当中，我就以大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美国长老会的中文印刷出版事业，包含他的开端以及先后在澳门、宁波和上海的情况等，我希望能够因此补充西式中文活字印刷来华的一幅拼图。

“至于《铸以代刻》另一半关于伦敦会和东印度公司中文印刷出版事业的内容，我在开始写之前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要和马礼逊中文印刷出版的内容要各有重点，尽量避免重复，例如两本书当中都有讨论到马礼逊的中文印刷出版，但是在前一本书中主要是对他的活动做全面鸟瞰式的回顾，而在《铸以代刻》的书中我专门深入的探讨他从原来的重视、喜爱木刻转变成提倡和进行活字印刷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又如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和《铸以代刻》两本书都提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但是前一本书中我集中在马礼逊字典印刷的这个课题上，而《铸以代刻》这本书中全面探讨了这个印刷出版机构的创立、经营、工匠、管理等。总之，我自己的期许是希望这本《铸以代刻》可以和先前的书合二为一，主题一致，内容互补。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呈现传教士引介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的过程，以及他们创建和经营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这样的课题，过去已经有很多的专书与文章问世了，我自己当然希望这本《铸以代刻》对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能够多少有一些贡献，而不只是一本可有可无的书。”

大量一手史料的运用

苏先生有个博客，叫“档案如是说”。这也是他治学研究的一个特点。邹振环老师说，苏先生是有一分档案说一分话。苏先生多年来在史料方面用功很深，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史料，这一点令与会学者颇为感佩。

要说《铸以代刻》的特别之处，苏先生认为是他整理和利用了第一手的史料，在史实的建构和叙述上比较具体和细致。苏先生在研究中利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也就是当年传教士们留下的书信内容，由此尝试重建比较可靠的史实。在演讲中苏先生介绍说，从1992年开始接触传教士的文献之后，他就着手开始抄录他们的书信以及史料的内容。从伦敦会的档案开始，扩大到美部会的档案，后来又再度扩大到抄录美国长老传教会的档案，抄录文字已经超过了450万字。这450多万字的抄录档案除了传教士的档案之外，还包括了约17万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这些档案内容也不全都是印刷出版方面的内容，也包含医疗治病、学校教育、礼拜讲道和翻译活动等内容。这些多年积累的档案，正是苏先生撰写《铸以代刻》和其他几本书最主要的史料来源。

当然要做到这些努力并不容易，需要相当的耐心。在演讲中，苏先生展示了几张传教士的书信，有的文字纵横交错，相当难认，苏先生说他刚开始抄录这些传教士书信的时候是吃紧苦头，举字维艰。而在伦敦读书期间他还能就着原件摸索，回到台湾后就只能看胶卷和胶片，那更是辛苦。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铸以代刻》探讨了从1807年到1873年的六十六年中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发展西式中文活字印刷取代传统木刻的过程，以及传教士创立和经营中文印刷出版机构的经验。出于传教需要，传教士在口说讲道以外，又用了印刷出版、学校教育和医疗等三种工具辅助传教，结果他们没有达成把中国基督教化的目标，而印刷出版、学校教育和医疗却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苏先生说，从1807年第一位传教士来华，到1873年第一家传教士印刷机构卖给了中国为止，传教士们尝试了多种印刷方法，包含了传统的木刻、逐字雕刻活字、半中半西的活字、铸版、石印和铸造的西式活字，最后运用了铸造的西式活字。这就是《铸以代刻》的缘起。

十九世纪百年的西式活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讨论和尝试时期。从传教士来华到鸦片战争前，大约30多年时间，传教士们在广州、澳门和东南亚各地，尝试以各种方法印刷中文图书，并比较各种方法的优点、缺点和他们的可行性。这些讨论与尝试主要是由最早来华并从事中文出版印刷事业的伦敦会和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进行的，并且伦敦会的传教士决定开始铸造中文活字。美国长老会则决定要购买法国人在巴黎铸造的拼合活字。但是，无论哪一种铸造的活字，在这段时期内成果都很有限，不便于实用。

其次是准备与奠基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同治朝的30多年间，铸造的中文活字进入实用阶段，也坚定了在华传播的基础。铸造的中文活字在技术上已经充分具备和木刻竞争的生产条件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印刷中文的方法，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引起了迫切需要学习西方长技的中国人的注意，有些官员、士绅和商人都对此感到兴趣，他们不但购买活字和印刷机，开始使用了，甚至还买来了传教士所办的香港英华书院来经营。

第三阶段是发展和本土化的时期。从同光之际到19世纪结束之前，当时国内外形式快速变化，知识分子渴望获得即时的信息，并且想发表自己的高见。但是传统木刻无论满足大量快速生产的需求，这就让铸造的中文活字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机会。这时也有中国人开始自行铸造中文活字。以西式活字和机器来打印，在这段时间，还成为了有些中国印刷出版机构业者标榜的宣传用语。同时中国人也取代了传教士，成为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因此，到了19世纪结束的时候，西式活字的印刷已经明显取代了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要方法。

这种生产技术的转变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图书文化在出版、传播、阅读、利用以及典藏、保存各方面的变化。《铸以代刻》关注的就是在这三个时期当中以技术发展为主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

《铸以代刻》内容的又一个重点，是传教士创立经营的七个西式中文印刷出版机构，包含马礼逊在澳门的印刷所、麦都思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所、后来迁移到上海以后的墨海书馆、伦敦会在香港的英华书院、美国长老会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以及上海的美华书馆等。对于每个印刷所的讨论，书中尽量包含其设立经过、管理与经费、工匠与技术，以及产品与传播等项，这些管理经营和技术的内容涉及许多数字，如经费收支的金额、印刷出版的数量、散发与销售的数量和金额等等。

在以上七个传教性质的印刷所以外，《铸以代刻》还有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一章。苏先生介绍，这个印刷所在西式中文活字印刷术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角色，它以自行生产的半中半西中文活字印刷马礼逊字典，而马礼逊个人也向它订购一批同样的活字，运到马六甲使用，后来马礼逊又依照这家印刷所的方法生产同样的活字自行使用，所以这家印刷所除了是英国汉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也在西式中文活字发展的过程中扮演过渡性的积极角色，非常值得探讨。

照相石印与活字印刷

在演讲中，苏先生谈到一种说法，即取代传统木刻的是照相石印，而非铸造的活字印刷。他觉得这种说法有待商榷。苏先生说，照相石印在十九世纪末期确实狂飙30年，但同一时期活字印刷在中国各地稳扎稳打地普遍取代了木刻市场，这是事实。活字印刷并不是像石印那样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大都市，而且进入了20世纪以后，石印首先失去了重要的科举考试用书的生意，而且整个传统旧学图书市场衰退之后，石印的声势从狂飙回归到了正常的情况。但是活字印刷的技术稳健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所以，苏先生认为要说石印和活字印刷在十九世纪末共同取代木刻是可以的。但是，若说石印而非活字取代木刻，不免以偏概全，言过其实了。

对于这一点上海图书馆的张伟研究员也做了补充。他也认为石印技术确实狂飙突进了30年，但不赞成过分夸大石印的作用。另外，张伟研究员还提到了他发现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石印这个东西本身是德国人发明的，差不多十九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使用，我发现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印刷物品当中，早期的石印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传教士在用。中国人当时还没有接触到，虽然已经有传教士在用石印做中文的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开始使用，甚至大规模开始使用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特别是1870年代之后，而那时传教士和外国人基本上很少用到石印了。”

另外，对于石印狂飙的30年期间的具体情形，张伟研究员在做研究时发现，墨海书馆就有用石印，但并不是单一完全的用石印，“里面是这样混合制的印刷，一开始是两种，后来出现了三种，就是木版加铅活字加上石印。石印虽然一开始狂飙，但是灭亡也是很快的。所以后来的人，包括搞印刷史的人都很少能看到石印的实物，很早的时候就用锌皮板代替了。19世纪末就开始了，到了民国就普遍使用了，根本不用石印了”。